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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司法的副作用及其预防与消减

发布日期:2018-01-04 15:24

  原标题:论我国民事司法的副作用及其预防与消减

  在我国,司法经常被过度使用,其功能经常被夸大甚至被神话了。我国司法在实现其正面功能的同时,有时附带地发生了副作用,个案中副作用比较明显。司法副作用对于司法形象的改善及司法目的的实现产生了消极影响。萨维尼指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1]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国当代司法对于我国传统司法文化吸收不够,甚至“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2]“我国古代司法不仅要求援法断罪,而且提倡法、理、情的联通。它源于中国的国情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司法经验的理性总结,为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所少有。”[3]借鉴传统司法理念[4]的精华,审视当代中国民事司法的不足,有助于改进司法品质。本文以民事司法为视角,对司法的副作用作初步探讨。

  一、民事司法副作用的理论概述

  (一)民事司法副作用的含义

  一般而言,“副作用”的用语有两种含义:(1)随着主要作用而附带发生的不良作用;(2)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类型之一 ,亦泛指任何类型的药物不良反应。指药物在治疗剂量下发生与治疗目的无关的药理作用,而这些作用在别的场合可能为治疗作用。[5]在法学领域,民事司法的副作用是指民事司法在实现其正面作用的同时而附带发生的、与实现司法目的无关的不良作用或不良反应。

  (二)民事司法副作用的表现

  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稳定性、专属性、法律性、终局性、交涉性、非服从性、公平优先性等特点。[6]司法的副作用表现如下:

  1。司法无法解决所有纠纷,甚至无法完美地解决所有法律纠纷。如果法院将不适合司法处理的案件强行受理并裁决,效果并不理想。

  社会上的纠纷不可能也没必要都通过司法解决。我国民众与法院之间有一段“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法院只能输出有限的正义。[7]司法适合解决法律争议,解决非法律争议效果不理想。

  例如,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假如部分失业公民以享有劳动权起诉政府安排劳动岗位,法院判决政府为他们安排劳动岗位。目前就业形势严峻,上述判决很可能无法全部执行,可能引发司法及政治危机。就业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司法无法完美地解决就业问题,或者说司法的介入弊大于利。对于社会问题,法官没有比公共决策机关有更好的途径或更高的合法性对经验问题作出判断。[8]某些问题是否适合司法处理依赖于法院在政治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法院的传统,以及社会对法院偏离消极角色的忍耐度。[9]当前我国法院将某些法院暂时无法处理、不宜处理的案件不予受理,反映了我国法院对自身的准确定位。

  我国部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全国20万名法官总体上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而明清中国的州县衙门,大体可以用瞿同祖发明的“一人政府”[10]来概括。一名地方官员就能基本办理好本地案件。经验大致如下:

  以清代为例,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吏最低只到县一级,但县以下基层社会有其固有的秩序与规范,宗族组织与乡里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赋予乡里组织调处细故纠纷的职责。[11]“细事乃是国家从治理角度来考虑,宁愿让社区自己去解决的事情;国家要到社区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方才会介入。”[12]大部分地区民众有厌讼文化,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好讼”。地方官员应对好讼做法有四种:勤于听讼、宣导教化、回避诉讼和压制诉讼。[13]官府处理案件也需历经时日,“松江知府明日来”的佳话就是官员息讼的代表性做法。请看《明史·循吏赵豫列传》的做法:

  方(赵)豫始至(松江),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知府明日来”之谣。及讼者踰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松江知府赵豫对于前来诉讼的民众,往往以“明日来”为由暂缓受理,规劝起诉人先回家去。起诉人回家后,经过亲族乡里的规劝和调解,很多纠纷就无需进入正式诉讼程序。松江知府先把纠纷退回民间处理,尊重亲族乡里自行化解民间纠纷的机制,慎重受理案件。这种“拖延”策略实为“寓积极于消极”的息讼艺术,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高超的司法智慧和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不少民间纠纷,官府并不是最佳解决机构,更不应当是纠纷解决的第一道工序。如学者指出,“清代南部县民事诉讼已形成以调解为主,追求和合,官民互动,低成本治理的民事纠纷。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合作与妥协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14]